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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比如,慈善堂地主。
这里就不提诸如慈幼堂之类的地方。
只说一个,比如,渡口,义渡。
有些地方,以现在的工程水平,修桥是不可能修桥的,也修不了。
那么就需要有人专门摆渡,来维系交通方便。
对商业而言,花点钱过河是没问题的。
但对统治而言,还是需要一些基本的生活便利保障,就得是几乎免费的通行义渡。
这玩意儿,你说哪怕是找个聋子、或者残疾人干呢,也得让这残疾人吃饱。
没钱,咋办?
或是拨给、或是捐助,搞义田。
靠义田的租子,维系义渡的支出。佃户必须要那是交租。
……以上,等等。
这些例子说明什么?
这里没提正常的平民地主、绅衿地主、商人地主这种类型。
只说学田地主、慈善堂地主、宗族地主……
这些例子说明,大顺的基层运转、基本社会福利、学校教育、维稳体系等等,全是靠“地主、佃农”的租佃体系,来维系的。
一个国家,就算不去看那些平民地主、商人地主、绅衿地主。
只看这些地方上的福利、便利、基层运转等情况,完全是依靠租佃体系来维持的。
那么,大顺的社会运行基础到底是什么样,也就可以叶落知秋了。
按理说,这里面很多的投入,应该是政府收税,再支出这种模式。但显然,大顺不是,也没有能力征税支出维系基层运转,而是只能依靠租佃体系来维持。
换句话说,大顺如果继续改革,改革深入到内部、整个帝国。
那么,这种改革,就不是修条铁路、走个海运、建个钢铁厂这么简单。
而是要重塑基层的运行逻辑、重写基层的经济基础、改写税收和支出体系、重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、在底层彻底废除租佃体系……
如果说,建个钢铁厂、修个大运河什么的难度,是10。
那么,后者的难度,可能就是10万。
这显然,不是靠改革就能完成的。
而刘玉,恰恰又通过这些年的变革,制造了一个假象:你看,这些变革不也是前所未有的,但不也成功了吗?
这种假象之下,难免会有后续的欲效彷、且继续改革的人。
当然,理论上,其实只看数据,租佃体系似乎可以在不动均田这个大杀器的前提下完成。
只看数据,理论上,澳洲、北美,至少还有个五六十亿亩的可耕地面积。
后世不算加拿大的草原三省,只看美国,就有耕地56亿亩。
而此时,欧洲人在北美的垦耕活动,还只局限于阿拉巴契亚山以东,说理论上还有个五六十亿亩的可耕土地面积,那是一点都不夸张的。
理论上只算数据,大顺现在的人口,户均个百十亩土地,肯定是够。
但,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,实在太大。
过早的土地私有制,使得大顺这边的人,至少在土地上,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思维的。
欧洲的贵族制下,农奴要承担封建义务,但农奴也有永耕自己条田的权利、以及在路边、山坡、公地等放羊的权利。
英国的圈地运动,就是收回了这种固有的权利,按照资产阶级的土地制度,确定了土地的完全的排他性所有权。
当然,收回了这种传统权利,并未补偿。
而在大顺,私有制的土地制度下,土地是排他性所有的。我的地,我想租给谁就租给谁,佃户没有权利永佃,也没有权利让我这个地主只准把地租给他。
那么,以大顺而论,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得以为生,算不算佃户的一种权利?
法理上,可能不算。
但如果算的话,经营性的农业资本家,如果占用了佃户原本租种的土地,理论上,是不是应该出钱,作为佃户无法佃租的补偿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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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这么想的话,理论上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。
比如,加税。
你资本不是租种这块土地吗?不是让佃户没办法谋生了吗?那你多交点税,朝廷多问你收点税,用这笔税,来安置这些佃户,让他们迁徙去扶桑、南大洋,去垦耕。
这,就是那个“勃拉发明了抽水马桶,倒马桶的女人全都灭绝了”的段子的一种解决方式——原本这块地十个人干活,现在六个人干活,那么就该这六个人出钱,解决剩下那四个人的基本生存问题。
当然,这只是一种解决方式。
只不过,这种解决方式,在大顺又是不适用的。
以华北为例。
不管是去北美,还是去澳洲,就现在的交通运输水平、船只载重能力、跨越大洋去得六七个月时间的漫长周期。
使得每个移民的迁徙成本,至少得100两白银,只多不少。
而华北地区,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人地矛盾,人均土地面积,基本上可以认为已经降到了3亩到4亩——至少,山东地区应该是这样,否则也不会出现到了满清末期,山东一个短工干一天活只能买1斤6两高粱米,还无数人抢着干的情况。
而人均3、4亩的耕地。
种啥玩意儿,能在原本的“四六交租”的基础上,再拿出100两白银,还保证有利可图呢?
理论上,大顺可以先垫付。
然后分二三十年时间,把这笔钱用税收征回。
问题是,大顺的国库,拿得出这笔钱吗?
没钱,怎么垫付?
没钱,啥也玩不转。
所以,实际上,那个“勃拉发明了抽水马桶,倒马桶的女人全都灭绝了”的段子里,原本这块地十个人干活,现在六个人干活,那么就该这六个人出钱,解决剩下那四个人的基本生存问题的这个改革思路,在大顺,也是根本行不通的。
学英国,不管,或者去城市做工、或者想办法润过大西洋,在大顺,还是行不通的。因为佃户不想安安地静坐在那,被所谓的历史车轮碾碎。
这也不行、那也不行,实际上能走的路,也就是刘玉说的那种办法:沿海地区靠对外掠夺、海外市场、美洲金银、过剩人口、先把工业化搭起来;内地地区,用强有力的手段,均田,禁止买卖,杜绝资本主义体系侵袭内地和农村,保证每个百姓的基本生存。
对先发地区来说,是生怕资本主义不够发展。
而对内地地区来说,则是要生怕资本主义继续萌芽。
但,这就等于又把问题绕回来了:均田、禁止买卖、保证生存、减免赋税、减轻劳役……这是大顺自己靠改革能完成的?
现在,大顺面临的情况,和历史上的王朝还有所不同。
这种不同在于,如果历史上的封建王朝,想要这么改革,压根是不可能的。
识字,是晋升为统治阶层的基础。
而识字,以及入学进学成为举人、进士的前提,基本上可以确定家里面得靠租佃体系生活。
满清时候,有人进言,说限田三十亩事。乾小四最多也就是说,你说的很有道理、也很合乎正道、更合乎儒家一直以来的政治正确,但是这事吧,不好办。
简言之,做事,需要“干部”。
而“干部”,在之前,又和租佃体系,基本绑定。
让一群靠着租佃体系出身的人,去反对租佃体系,达到均田的目的,显然是不可能的。
但大顺,有所不同。
大顺,有一群既不靠租佃体系为经济基础、又不是正统儒学出身的,识字的,有专业技能和基本统治术的人。
这群人,使得大顺有可能发动改革。
而这种改革,又是刘玉所言的“大顺炸了”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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