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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发现,澳门的衰落,和大顺的贸易政策,息息相关。
如果大顺放开贸易,那么澳门就会衰落;如果大顺封闭贸易只留下澳门,那么澳门就会繁盛。
而在澳门的繁盛期,传教士以繁盛期的澳门,解读为“我们的文明更为优越、所以澳门才如此繁荣”。
然而,伴随着大顺的贸易重心北移到长江下游;伴随着英法荷瑞各国都在大顺的岸上开办的商馆,澳门瞬间衰落了。
不但衰落的肉眼可见,而且还沦落到以贩卖人口和走私鸦片为生了。
蒋友仁不是搞经济学的,他是传教士。
所以,他的视角,也还是那个金钱崇拜的引申问题。
即,“我们的文明更加优越”这个概念,具象之后,算不算一种不自知的偶像崇拜?崇拜对象是我们西方文明自己?
如果不是偶像崇拜,而只是一个事实,那么澳门就不会因为大顺的贸易政策或是繁荣、或是衰败。
而这不是一个事实,而是自我认知产生的一种不合理的相信,那么这显然就是偶像崇拜啊。
谁说偶像崇拜的偶像,一定得是人呢?
而这个崇拜的基础,不正是金钱吗?因为之前赚钱,所以才敢说优越,那这不还是一种对金钱、财富的偶像崇拜吗?
他心中的第二个冲击和思索,源于欧洲已经开始的新时代,最终在大顺贸易政策驱动下的澳门这个特殊之地,萌芽成长。
他在澳门受到的第三个冲击,则要追溯到明末的思想大混乱,以及大顺击败了满清,以保天下之名结束乱世之后,对前朝问题的反思。
简而言之,就是,前朝差点亡天下,得有个什么玩意儿背锅。
谁来背这个大黑锅?
自然是理学,当然,也有批判说是理学衍生出的心学的。总不可能让儒家这个总体来背这个大锅吧?
也就导致了大顺这边,理学破,而新学不立的情况。虽然有官方意识形态,但官方推崇的那些,缺一个半圣来整理成体系。
一时间,很多儒生都认为“破一分程朱、近一分孔孟”,开启了直接读先秦经典的风气,认为后世注书明显是掺杂了私货,要直接看原文,看先秦古籍,不要去看宋儒的注解。
这种风气,根源就是差点亡天下的反思。
而这种风气,也带动起来了先秦古籍的大量传播。然而,先秦书籍,又不是只有儒家的,还有诸子百家的,尤其是先秦时候诸子互喷的文章居多。
蒋友仁在儒学之外,尝试着也看看先秦其余学派的文章,然后就看到了韩非子的书。
韩非子说:在他们那个时代,巫祝经常祝愿别人,长生千秋、万寿无疆。但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,也从没指出过该怎么才能长生。
所以当时人们看不起巫祝,逐渐不信这些鬼神之事。
又说儒家的学问也是如此,从不说该怎么办,只说“要是听从我的主张,就可以如何如何”;但又不谈具体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,具体怎么办。
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,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;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,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。
韩非子就喷,说儒家的行为,和那些祝人长生千秋的巫祝,有啥区别?这不就是现实里的巫祝吗?
一点也不应验,也没有可操作性。
净说一些上古时候谁也没见到的事。
当然,韩非子的这篇文章,本意是喷完了墨家喷儒家,最后得出结论:民众愚昧,征收钱粮的赋税,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、供养军队保卫国家,百姓却认为是朝廷贪婪。是以,民众的认识是靠不住的。治理国家的时候顺应民意,是不行的……
但是,这文章是写给君主看的。
在传教士看来,自然是另一种视角。
蒋友仁觉得,韩非子说儒家的那些东西,很像是也在说天主教。
而因为天主教认定华夏这边是偶像崇拜、崇神贪财、且又非常现实,所以蒋友仁剑走偏锋地得出了一个不算是奇葩的结论:
想要天主教在大顺真的传播,就得摆脱韩非子说儒家的那个问题。
天国,是看不见的,就像是三代之治一样。
这个非常现实的民族,比如之前对传教士的优待,源于传教士能带来数学和天文学知识,而不是内心真正信仰。
皇帝都如此现实,那么民众岂不是更加如此?
这便恐怕需要一个人间的实体,确实让他们看到了天主教行、可以,才有可能大量地去信天主教。
而现在,走皇帝路线和上层路线都走不通了,没机会。
那么,先要搞出这么一个人间实体,要咋整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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