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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人不知道杨振问安应昌的话是什么意思,其中有什么特别的意图或者原因,可是杨振自己心里,却是十分清楚的。
通过与这个安应昌最后的一番对话,杨振十分确信,安应昌不是一个人,他的背后有一帮子人。
这一帮子人都是与当今掌握李氏朝鲜权力的当权者不同路的。
因为杨振刻意询问的每一个人,都是李氏朝鲜在这个时期以及稍后几年之中出了名的谋逆者。
沈器远是如此,安五伦是如此,安益信同样是如此。
安应昌的名字,杨振没有听说过,但是杨振张口询问道的三个名字,杨振却全都知道。
如此一来,杨振对这个安应昌所说的话自然心里也就有数了。
而他也正犹豫着如何处置这批坚守到最后开门投效的朝人守军呢,此时自然不必犹豫了。
当天晚上,杨振命令火枪营各哨,带着枪炮弹药,驻扎到了鼎足山城内,一边防范江华城的朝军来袭,一边看管在鼎足山城内俘虏的五百余朝人守军。
与此同时,杨振也命令仇必先率队,带着几门冲天炮,前去占领了早已人去台空的摩尼山烽火墩台。
命仇震海率领船队,驻泊在鼎足山城下的海湾里,防范可能来自海上的意外袭击。
而他自己,则带着张臣、安应昌以及自己的几个侍从,入住到了鼎足山城一隅的传灯寺里。
传灯寺的亭台楼阁规模不大,但胜在历史厚重,环境清幽,清一色歇山顶式木石建筑,十分赏心悦目。
六月初的夏夜里,杨振反客为主,简单宴请了安应昌之后,就在张臣、安应昌等人陪同下一边散步,一边详细询问李氏朝鲜的内情。
而已经向杨振表明立场,同时也被杨振先前的问话给震撼到了的安应昌,终于毫无保留地向杨振吐露了他所知道的各种情况。
而杨振结合自己在后世对明清鼎革之际李氏朝鲜情况的一些了解,相互印证之下,很快便了解了李氏朝鲜眼下的局势,尤其是李倧在丙子胡乱后的转变及其一系列后果。
事实上,杨振对明末李氏朝鲜的情况虽然有点隔膜,但是他对李倧——这个李氏朝鲜的所谓仁祖大王的情况,还是有所了解的。
包括这个所谓的仁祖大王在位时期的主要人物和一些大的事件,也略有所知。
李倧是依靠宫变上台的,而那场宫变史称“癸亥反正”,也叫“仁祖反正”。
说的是天启三年,李倧在一帮大臣、权贵和儒生,针对当时的李氏朝鲜国王李珲所发动的一场夺位行动。
那场宫变成功以后,李倧顺利上位,而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珲下台。
其亲信宠臣被杀,其本人被生石灰烧瞎双眼流放到了海外,先是囚禁到了江华岛上,丙子胡乱以后,又被转移到了济州岛上关押,直到病死。
这个李珲,就是史书上所称的那个各种倒行逆施的光海君。
而在这场仁祖反正当中,李倧及其拥立者们所打出的旗号,或者说给李珲定的罪名,就是李珲无道,不仅杀兄杀弟,宠信奸佞,而且私通建虏,叛离大明。
正是在这个旗号下面,李倧汇聚起了大批朝鲜中下层文武官员和在野的儒生,赢得了朝野舆论的支持,赢得军心民心,最后也赢得了大明的谅解与册封。
而李倧上台之初,也的确心向大明,比较配合当时大明朝“联鲜制奴”的战略,一方面坚决执行对后金的贸易封锁政策,另一方面也大力资助东江镇兵马的粮草饷械。
这也是李倧在上位以后过得比较顺风顺水的几年。
但是好景不长,到了黄台吉继承后金国的汗位以后,后金国对李氏朝鲜的政策发生了变化。
于是,很快就出现了天启七年的丁卯胡乱,即公元一六二七年的后金入侵。
面对后金八旗军的进犯,李氏朝鲜根本不是对手,于是李倧在投降派、主和派的支持下,被迫与后金达成了和议。
和议达成以后,李倧不仅将自己的弟弟送去盛京作了人质,而且如约开了双方的互市,同时每年定期向后金国纳贡,缴纳粮饷岁币。
这么以来,当初支持李倧反正上位的朝臣儒士们开始出现分化,在面对后金国的问题上,渐渐形成了主和派与斥和派两个阵营。
满鞑子伪帝黄台吉亲征朝鲜之前,也就是史称的丙子胡乱以前,在李氏朝鲜的小朝廷上,亲明的力量一直占据优势,对虏斥和派掌握权力。
整个李氏朝鲜,在对待后金国的问题上基本上是阳奉阴违,明着不敢反抗,但实际上仍然心向大明,并没有解除与大明朝的宗藩关系。
崇祯九年的时候,黄台吉征服了察哈尔残余的部落,得到了林丹汗遗留的元朝玉玺,所以想称帝,就叫人到朝鲜去,让朝鲜的君臣上表劝进并称臣。
结果,自认小中华的李氏朝鲜君臣们闻讯大怒,不仅坚决不上表劝进,而且一致怒斥黄台吉派来的使者,痛骂后金国是女真胡虏,根本没有资格称帝,声言朝鲜决不会向胡虏称臣。
等到黄台吉改国号称帝之后,李氏朝鲜果然坚决不派朝贺使臣,不向黄台吉称臣。
李氏朝鲜这么做,硬气倒是挺硬气,可是在清虏铁蹄之下,硬气的代价也是很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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