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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崇祯皇帝深陷其中的困局,杨振虽然是旁观者清,可是他也并没有太好的解决之道。
可以说,到了崇祯十二年以后,任何人身处崇祯皇帝的位置上,他所面对的都将是一个死局。
除非,这个人能够壮士断腕,干脆放弃辽东,甚至于更进一步,干脆一口气把朝廷前往江南,还都金陵,然后用江南的财力重整旗鼓,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再率师北伐,收回北方。
唯有如此,眼下这个财政近乎于崩溃的大明朝,或许才能有救。
可是,眼前的崇祯皇帝,会采纳这个策略吗?会答应这么办吗?
历史已经证明,他不会采纳,也不可答应。
不光是他不会采纳,不会答应,满朝文武大臣,京师官民百姓,以及九边将帅士卒,谁也不可能答应。
如今,谁要是敢在皇帝面前提出这个方略,且先不说崇祯皇帝会拿他怎样了,光是满朝文武大臣,京师官民百姓,九边将帅士卒,一人一口唾沫,都能把他淹死。
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崇祯皇帝的本心是什么,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反而是天下官绅士民百姓之心了。
不到万不得已之时,劝崇祯皇帝南迁的话,谁也不敢提。
包括杨振在内,同样如此。
再说了,劝崇祯皇帝南迁,他杨振能够得到什么呢?
崇祯皇帝真要南迁的话,他杨振面临的局面,只会比现在更加艰难。
所以,于公,他不能提这个茬儿,于私,他也不能提这个茬儿。
也因此,当众人跪在地上口称有罪的时候,他只能默默无言,自己心里憋闷而已。
“唉,辽东一日不平,辽饷便一日不能断,辽饷一日不断,百姓便一日不得休息,百姓不得休息,流寇便要蔓延,然后,不募兵便不能平寇,而不增赋却又无以饷兵,如此一来,何年何月是个头啊?”
崇祯皇帝一个人站着,既像是说给跪着的众人听,又像是自己在喃喃自语。
之前在午门下意气风发的脸上,此时满是灰心丧气,疑惑迷茫。
崇祯皇帝当然不懂得什么经济规律,但是凭他当了十多年皇帝的经验教训,他凭直觉,就已经觉得眼前这个循环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。
而他把这个死结的开头,安在了辽饷上面。
他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可以讨论,但是若说他昏庸糊涂,完全不懂得大明朝眼前的困局是什么,那却实实在在是冤枉他了。
可是看到问题出在哪里容易,要解决却是难上加难。
再加上崇祯皇帝又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臭脾气,让这个问题更加难以解决。
对于这个问题,杨振当然是知道的,洪承畴、陈新甲这样的人物,能不知道吗?
他们当然都知道。
若非如此,洪承畴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兵出山海关了。
他之所以不想现在辽西挑起战端,后来也不想督率大军在辽东与满清决战,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在冒险,一旦失败,就全盘皆输了,仅剩的本钱也将赔个底掉。
陈新甲其实同样也认识到战事与财政的关系。
只不过他的解决之法与洪承畴的不同,他认为辽东的战事越是迁延日久,朝廷的财政就越是支撑不住,到最后甚至于可能不战自溃,所以他希望能够速战速决。
这也是他后来建议崇祯皇帝不断地催促洪承畴北上决战的重要原因。
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,洪承畴老成持重求稳为上的打法,显然是高明一点。
但是崇祯皇帝以及陈新甲他们的想法,难道就没有道理可言吗?
世上事,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那么简单,他们身在庙堂之上,自有他们的考虑。
所以,杨振即使以后世的眼光看崇祯,也没有丝毫的鄙夷或者非议,除了对他最后能够以死殉国充满敬意之外,剩下更多的则是同情。
杨振见洪承畴、陈新甲、骆养性、张若麟等人跪在地上不吱声,任凭崇祯皇帝一个人自言自语,他的心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,酝酿再三,张口说道:
“陛下!古人说,攘外必先安内,臣思之,用在今日,正乃匡救时局之良策。我大明内有流寇四处作乱,外有东虏虎视眈眈。然则流寇在内而弱,东虏在外而强。若是关内关外两面作战,我大明虽地大物博,却也难于兼顾得了,一旦国力耗竭,则事不可为矣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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