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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5年春天,杨新海拿着父亲给他交学费的50元钱离开了学校,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。他听说河南省焦作市煤矿多,认为到那里一定可以找到活儿干,于是,便和同村的同学一起来到焦作。果然,他在焦作修武县西村煤矿找到了下井挖煤的活儿。虽然是出苦力,一个月又挣不到几个钱,但他毕竟在这里找到了自食其力的机会,不用再听老父亲的唠叨,也不用再听老师那没完没了的教训,更不用再看寄宿的表姐家那扬眉吐气的富人模样,他成了一个自由人。
杨新海在西村煤矿干了不到一个月,在街上遇见一个老乡,老乡告诉他:"你不辞而别离家出走,你父亲和哥哥四处托人找你,现在,你二哥就在洛阳的新安县,一边在窑场干活一边找你,你赶快和我一起去见他。"说着,不容分说,拉上他就去了新安县。
二哥在异乡见到日思夜想的三弟,抱着他边哭边说:"三弟呀,在咱们弟兄四个中,数你上了学,有了文化,本来咱爹全指望着你哩,你咋就不上学跑了呢?"
杨新海冷冷地说:"二哥,你哭啥哩?你既然知道咱爹全指望着我哩,我在家上学时候你为我拿了多少钱?"
一句话问得二哥不知说什么才好,他止住哭泣说:"三弟,不管咋说,你别四处乱跑了,麦收季节快到了,咱一起回家吧,咱爹想你啊。"
杨新海说:"想我有啥用啊?连供应我上学的能力都没有,想我干啥?要回你回吧,我刚出来不久,在外边干活还没干够,不想回家。"
二哥见杨新海一时转不过弯儿来,也就不再说别的,只买来些饭让他吃,他想:都是亲弟兄,住下来慢慢说,总会说动他的心。在往后的几天时间里,二哥一有机会就劝说杨新海回家,但杨新海始终不同意,他说,他不愿意回去,他不愿意回到那个贫穷而偏僻的家乡,更不愿意看到那个让他一见就有气的窝囊家。
几天后,二哥要回家收麦了,但他始终说不动杨新海与他一起回家。这时,正好有一个老乡邀杨新海一起到洛阳去干活儿,杨新海便答应了。二哥还没动身,杨新海就对他说:"二哥,你一走,我也不在这个窑场干了,我和老乡一起到洛阳找活儿去。"兄弟俩临分手的时候,二哥含泪给他买了一双球鞋,还从自己的工钱中分出10元钱来送给他,又给他买了一大包白面馒头。二哥送的东西虽然不多,却体现了浓厚的兄弟情分,谁知这也是二哥最后一次在杨新海身上尽兄弟的情分,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机会。
离开二哥以后,杨新海与老乡一起来到洛阳市东边的孟津县境内,在一个小水库上找到了挖淤泥的活儿。挖淤泥的活儿虽然也还是累,但比起下井挖煤和拉砖坯子来,毕竟安全得多、轻松得多,特别是每天坐在小船上悠悠荡荡的倒也新鲜。杨新海开始喜欢上了这份活儿,一干就是几个月,后来水库里的淤泥挖完了,天气也渐渐冷了,没法再下水库挖淤泥,杨新海只好离开这个地方。
不安于平静的杨新海仍然没有回家,他又踏上西去的列车,来到山西临汾市,在水利局的建筑工地当小工,一天大约发给两块钱工钱,等到年底工程停工时,总共领到了180多元工钱,杨新海算是有了临时赖以生活的本钱。
杨新海用手中仅有的180元钱,在临汾市的乌衣巷租了一间民房,房东是一位寡妇,30多岁,对人很和蔼,见人说话总是笑嘻嘻的。杨新海已是近20岁的青年,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女人的笑容,初次见到女房东的笑容,他心里陡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温暖,住进去以后,不知为什么,他心中总有一种有了家的感觉。
有了立足之地后,杨新海到旧货市场上买了一辆破自行车,就地干起本小利微的小生意,先是贩卖青菜,随后又贩卖水果。每天早晨出门,晚上很晚才能回来,辛辛苦苦跑一天,赚得钱刚够糊口,但他觉得,干小生意比到工地打工出苦力强多了。如果这小生意能够安安稳稳地做下去,杨新海也许就不会再去四处流浪,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,使他伤透了脑筋。
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,杨新海吃过早饭,骑自行车带着水果筐去批发市场批发水果。为了抄近路,他骑车走出乌衣巷,拐上一条偏僻的小街道,这条街道很窄,附近居住的也大多是无钱无势的平民百姓,来来往往的人们多是匆匆而过,忙着各自的事情。杨新海为了早一点批发到水果,把自行车骑得飞快,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男人的粗野声音:"那个骑自行车的,站住!"
他明知道这事与自己无关,但听到喊声,还是本能地扭头往后看了看,原来是一个妇女摔倒了,那个与她一起的穿制服的男人正朝着自己吼。他停下来问:"怎么回事?"
穿制服的男人更凶了,蛮不讲理地说:"还怎么回事呢?把人碰倒了,想逃跑?"杨新海知道,自己离那个妇女很远,并没有碰到她,便据理力争。那一男一女不由分说,从杨新海手中将自行车夺了过去:"没碰着?这一街两巷走这么多人,我们为什么不拦别人?你说我们是故意耍赖吗?"
这一下,马上惹得好多行人停下来围观,那一刻,杨新海的脑子"呼"的一下懵了,他知道自己遇上了麻烦事。穿制服的男人手里都有各种各样的执法权,这种事和他们怎能说得清?再说,在这远离家乡、举目无亲的地方又到哪里说理去?他只好低下头自认倒霉,结果,那一对男女硬是让他赔了20元钱,才把自行车还给他。这20元钱,是杨新海几天的利润啊!连穿制服的也欺负人,这让杨新海觉得世界上没有好人了,没有人愿意帮助他,所有的人都在捉弄他,这个世界对他失去了温暖。
杨新海伤心地推起自行车,蹒跚地走回乌衣巷的租房,一头倒在床上再不愿起来。已是上午10点左右,随着太阳的升高,租房里越来越热。睡了一会儿,杨新海爬起来,想打开租房的窗户,让凉风吹进来透透气。杨新海刚刚打开窗户,却正好看见女房东笑眯眯地站在窗户外面,让从来没有挨过女人边儿的杨新海突然产生出一种热乎乎的冲动,他感到脸上发热,说话也有点不太自然:"大嫂……不不,大姐……你,你?"
女房东却不羞涩,很大方地问:"兄弟,你今天咋回来得这样早?"
说起今天的事,杨新海马上回到了现实中,把头一低,叹了一口气说:"唉,别提了,今天让人给宰了!"
女房东似乎对这位租房的小弟弟格外关心,搭讪着走进杨新海的租房,问:"快说说,是什么人欺负你了?"说着,就势挨着杨新海坐在了床沿儿上。
杨新海平生还是第一次和女人坐得这样近,他分明闻到了一种女人的气息,被欲火烧得难以自持,早把刚才在街上被欺负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,顾不上和女房东再说什么,动作麻利地把刚打开的窗户又重新关上,走到门后"啪"的一声关上了门,还没容女房东站起身来,就把她按在身子底下。女房东也算配合,只是在嘴里嚷嚷着:"不行,不行,你不能这样,你不能这样!"实际却在任凭杨新海摆布。杨新海在伤心和欲火的交织中,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次与女人的温存。
事后,杨新海有点担心,怕女房东也会像他遇到的那些坏人一样,想出歪点子来整他,便从枕头底下摸出自己仅存的百十元保命钱,从中抽出20元要送给她,谁知女房东哼了一声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女房东走后,杨新海打扫了一下战场,把该擦的擦擦,该洗的洗洗,心想只要现场不留下痕迹,到时候,她就是想整我,只要我不承认,她也拿不出证据来。若是整不倒我,丢人的还是她。
事情过去了两三天,女房东并没有任何要整他的动静,杨新海也就放下心来。每天卖水果回来,便挑几个好的留下来,趁没人时悄悄地送给女房东。女房东也不推辞,也不感谢,一句话也不说,只是等杨新海走后,她才悄悄地把水果吃了。这使得杨新海的色胆越来越大,隔三差五,便早早地收了摊子回来,找机会占女房东的便宜。
杨新海与女房东来往的时间长了,觉得她的年纪比自己大出十多岁,几乎可以做自己的母亲辈儿了,渐渐地对她产生了厌烦情绪,又禁不住在外边勾引起更年轻的女人来。有一次,杨新海卖水果时,一个涂脂抹粉的女孩来买水果,一看便知道是个三陪女,便与她搭讪起来,几句话便讲好了价格,说定25元一次。杨新海回到租房处看女房东正好不在家,便将那女孩领了回来。一进门,杨新海便迫不及待地要将她往床上按,女孩说:"干这一行的规矩,必须先付钱后办事。"杨新海无奈,只好将25元钱交给了她。那女孩装好了钱,也就不再客气,二人宽衣解带,很快便进入了情节。可是刚干到兴头上,女房东回来了,她听到杨新海房间里异样的声音,便急急地敲他的门,还说,如果不开门,她就去打"110",让警察过来抓他们。吓得二人立即停止动作,那女孩以为是他老婆回来了,气得直骂他发贱,赶紧穿上衣服溜走。
女房东打断了他的好事,这使杨新海格外恼火。从此,他对女房东再也没有一点兴趣,并且在以后大量的犯罪活动中,在寻找性侵犯对象时,他对30岁以上的女人也绝没有一点兴趣。
被女房东捉了奸以后,杨新海没办法再在这里住下去了。他转移到了侯马市,仍然干些小生意糊口,但在一次卖桃子时,他再一次遇到了伤心的事。
那天早上,杨新海以5角钱一斤的价格贩了35斤桃子,当时的市场零售价可以卖到7角钱一斤。杨新海走街串巷刚刚卖出去5斤,迎面来了一队年轻人要买桃子。这伙人看上去也是从乡下来城里打工的,但由于他们结伙成群,好像长着群胆,说话非常粗鲁,张口就说把一筐
桃子全买下,七嘴八舌地问价格,然后不等杨新海还价,其中一个说:"得了,我们也不亏待你,都掏掏兜里的钱,有多少算多少吧。"于是,一伙人都装着翻各人的口袋,结果总共找出了11.2元钱,往杨新海手里一塞说:"就有这么多钱,把桃子倒给我们吧。"杨新海说:"钱太少,不卖,不能卖!"但抗不住他们人多势众,一眨眼的工夫,一筐桃子全部被他们拿光了。
杨新海眼看一伙人一边吃着桃子,一边高兴得笑着叫着、打闹着离他而去,他蹲在路边好半天没有起来。他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:今天的生意,不但没有赚到钱,还赔进去几块钱,按当时一天4元钱伙食费计算,算是赔进去了两天的吃饭钱。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?为什么我总是处处受人欺负?难道我为了生存做小生意就低人一等?
这次打击使杨新海做小生意的热情一落千丈,他决定不再做小生意,仍然去找活儿干。那几个占了杨新海小便宜的买桃人也许早就把这档子事给忘记了,但是,他们给杨新海造成的心理创伤却无法弥补。如果不是那几个工友欺负了他,他仍然沿着做小生意的路走下去,也许他的人生路会是另一个样子,但由于这次打击,加快了杨新海走上犯罪道路的步伐。
这年秋天,杨新海又回到临汾市,先在一个建筑工地打预制板,随后,又到郊区农村帮人挖小渠。到了冬天,外边没活儿干的时候,他在原种场找到了一份杂活干,每月管吃还发给36元工资。他觉得,能在这里稳定地干下去也挺好,但过了春节,原种场里没有杂活干了,又把杨新海给辞了。
重新失业的杨新海再次感到自己像根浮萍草一样没有着落。他背起小铺盖卷儿,躺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,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?他发现候车室的一角,贴着一则油漆工招生广告,便凑上前去仔细看。这则广告是郑州市某油漆学校张贴的,广告上载明:如果不愿意交学费,可以以工代学。杨新海捏了捏自己的衣袋,里面装着两个月72元的工资,还有原先做小生意赚下的一点钱,总共也就200多元,足够到郑州去学刷油漆的。杨新海便登上了开往郑州的火车。
杨新海到油漆学校报到以后才知道,这里是一个家具加工厂,虽然不收学费,但也基本不教油漆技术,学徒工只是跟着老板做沙发,偶尔让到油漆家具的地方看一眼,实际上是为老板免费打工。杨新海在这里干了一个多月,工钱没拿到一分,还搭进去100多元伙食费。他不愿意再在这里干这样赔本的买卖,于是,趁人不注意的工夫,不辞而别。
杨新海重新来到火车站,搭上开往山西太原的火车。到太原下了火车,到哪里去找活干呢?他看到城市里有不少建筑工地,觉得这些地方一定需要人手,就背着铺盖卷儿专往建筑工地转悠,见了工地上管事的人就问有没有活儿干?傍晚,他来到一个工地,工头看了看他,虽然个头儿不高,但人年轻,也还算结实,于是答应他留下来做饭。
在施工队里做饭,活儿不算很累,也能吃得饱,又不经受风吹日晒,对于经过了两年多四处奔波的杨新海来说,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,他很满足。这个施工队在太原包了好几个工地的活儿,所以杨新海在这里一干就是一年多。
一年多以后,施工队的活儿干完了,所有雇来的民工都先后离开了,施工队的食堂也就停了。这时,杨新海本该堂堂正正地离开,但是,工头却不给他发工钱,杨新海一气之下,把食堂里的一个铝盆偷拿出去卖了13块钱。工头发现以后,马上报告了派出所,从此,杨新海的麻烦开始了,派出所不但追回了卖铝盆的13块钱,还在违法犯罪的档案里给他记上了一笔,他的恶魔生涯也就从这一个铝盆上开始了。
虽然此时一个铝盆还不能使他成为恶魔,只不过是他"自我维权"的一种无奈,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,工头欠他一年的工钱根本无人过问,而工头对他的掠夺抢劫却远远超过几百个铝盆。可是,一旦工头告他偷盗了一个铝盆,就立刻有执法的警察来管他了,难道这种事不寓意为一种社会公平的缺失吗?当然,社会公平的缺失并不必然使一个人变成恶魔,但杨新海之所以一步步沦落为恶魔,却不能不与这些不公平有关系。杨新海的恶魔生涯还显示出,当"一个铝盆"出现时,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一个更好的矫正机制去实现真正的公平,否则,这个恶魔也许就不能生成。
有研究犯罪的学者说,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职业犯罪者。杨新海也是如此,当17岁的他辍学后想到的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。他先后到煤矿、砖厂、建筑工地打工,但他付出了劳动却经常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。他也曾想靠做小生意赚钱来养活自己,但在做生意时又屡次受人欺负。他也看到有些人靠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,而自己只是为了泄私愤,偷偷地把食堂的一个大铝盆"拿出去"卖了,就惹来了一系列的麻烦。从此,杨新海认为既然靠正常的劳动维持不了生计,那就"只好"走靠偷、靠抢为生的犯罪道路。
杨新海出手干的第一件偷盗的事,是在太原市偷盗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,这也是他长期观察踩点后才出手的。他看到城里人们往往把自行车随便往外面一扔,又没有专人看管,有的破旧一点儿的自行车根本就不上锁,顺手推走就像推自家的自行车那么容易、方便,一点儿危险也没有。这辆自行车他卖了不到30元钱,事后他感到,偷破旧自行车容易是容易,但太不值钱,于是他就研究开自行车锁的办法。研究通了开车锁的方法,就可以偷新的、比较值钱的自行车。偷了几次自行车之后,他又感到偷自行车太难出手,弄不好去卖时还会出危险,而且自行车老是卖不上好价钱。他又打起了别的主意。后来杨新海开始拾破烂,晚上就到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偷点钢筋、电线,也到居民家里偷铝锅、铝盆,偷东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
1990年春节过后,杨新海游荡到西安市,在霸桥一带转悠,仍以拾破烂为掩护偷东西。这一带建筑工地多,杨新海在工地上打过工,熟悉这些地方的情况。他知道,那些散放在各处的建筑材料看似有人管,实际管得很松,因为一般的建筑工地战线都拉得特别长,在这里表面看上去干活儿的人特别多,但大都是从各地招来的民工,他们只顾埋头干活儿,根本不注意看管东西。所以,要想偷建筑工地上的东西,只需在下班后避开工头和专门看管的人就可以了。杨新海在建筑工地上偷东西,也不偷那些笨重的物件,专偷电缆线,因为电缆线既容易偷又值钱,当时1斤电缆线可以卖到10多元,而且到处都有收购站,出手特别容易。一次偷10多斤,就可以卖到100多元,杨新海觉得,这比拼死累活地在工地上出苦力强多了,因此,他逐渐放弃了对劳动的兴趣。
正当杨新海得意洋洋地以偷盗为生时,他也被纳入了公安机关的视线。1990年初夏,杨新海在一个工地上偷电缆线时被保安人员当场抓住,交给西安市公安局霸桥分局处理。公安机关在审理杨新海盗窃中发现,此人虽然多次盗窃,但累计盗窃数额并不太高,因此够不上刑事处分,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,却足以对社会构成危害。公安机关为了有效地制止这种游荡式的盗窃行为,1990年6月11日,报请陕西省西安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:以杨新海涉嫌多次盗窃,科以劳动教养二年的处罚。
杨新海在劳动教养期间,没有表现出什么太大的主观恶意,1992年4月25日,当劳动教养期满后,被及时予以解教。这时,杨新海已经4年没有回家了,从劳教所出来以后,他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,要父亲到西安来接他。杨俊关接到三儿子的电报,非常激动,他说:"我终于知道小海儿的下落了,我得赶紧去接他。"杨俊关东拼西凑,凑够了路费,登上西去的列车。他经过一天一夜的旅途颠簸,来到三儿子落脚的旅社,服务员却告诉他:他儿子早在3天前就退房离开了。杨俊关与三儿子失之交臂,一个人蹲在旅社的门外难过了好一阵子,又一个人孤零零地搭车回到了家。
杨新海不是不愿意见到父亲,他是觉得没脸见父亲。当初,父亲没有能力供应他上学,他一赌气离家出走,本想在外面混出个人模狗样儿来,回去在父亲面前炫耀一番,没想到如今落得个劳教释放的下场,见了父亲该怎么说话?他实在不想再听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唠叨,他要继续在外面闯荡,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。
杨新海从劳教所出来以后,孑然一身,形影相吊,身上除了劳教所发给的微薄路费外,已经一文不名,他"要过自由人的生活",就必定去偷、去抢。
这时,1992年的五一节快到了,中原大地麦子已经黄梢了,他夹起简单的行李卷儿,扒上北上的火车,来到了石家庄。有了这次扒火车的经历,杨新海偷盗的视野又比以前放宽了。他想在一个地方偷容易被发现,如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轮换着偷,就不容易被发现了。
在石家庄下了火车以后,杨新海不再找落脚的地点,他像一个独行大盗一样,专门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扒窃。可是,好梦不长,这种流窜扒窃的行为很快又被公安机关发现了。1992年8月,杨新海正在公共汽车上扒窃时,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的便衣警察当场抓获,1992年9月20日,河北省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决定:杨新海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一年。
对这次劳教,杨新海没有从自身查找原因,而是怨气满腹,他认为,我不就是在车上偷了一个包吗?包里不就是只有百十来块钱吗?把我教育一顿放了不就完了吗?为什么非要把我送去劳教呢?为什么不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呢?难道一旦犯了错误就不能重新做人了吗?但是,怨气归怨气,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劳教所里呆够了一年。
5、婚姻的失败者
杨新海在石家庄劳教时,有一个在石家庄工作的本村老乡知道了,这个老乡和他还沾点亲戚,对他非常关心,曾经去劳教所看过他两次,还给了他一些钱。
杨新海对这位老乡说:"你既然在这里工作,在当地必定有熟人,你就好事做到底,想办法把我弄回老家去吧。哪怕是在老家蹲劳教所也行啊,总比一个人孤单单地远在千里之外强!"
老乡说:"这恐怕不容易,别说我不在政法机关工作,就是在政法机关工作,牵扯到河北、河南两个省的事,也不好办。"
杨新海听了冷冷地说:"不好办就算了。"
老乡劝他说:"大不了就是一年,很快就会过去的,你在劳教所好好地干,到期满后我来接你。我听说,你早年在老家谈的一个对象还在等着你哩。"
杨新海对老乡的这番安慰并不领情,心想这算什么老乡?算什么亲戚?带几个钱来看看我,说两句安慰的话能起什么作用?你要是真对我好,就该像古代的好汉秦叔宝那样,为朋友两肋插刀,想尽一切办法把我弄回老家去!你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,不知道我在里面受人管制的滋味有多难受。但一想到老家还有一个姑娘等着他,心中便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。于是,他安心地改造,只盼着早日获得新生。
1993年7月16日,杨新海劳教期满,被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解教了。那位老乡果然没有食言,当天过来把杨新海接了出去。老乡说:"现在你自由了,我给你点路费,你回家吧!"
杨新海看了看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,说:"我这样回家,找着丢人呀?"
老乡劝他说:"你已经离开家几年了,你父亲、你母亲和你家里人都很想念你,你还是回去看看吧。"说着,掏出100多元钱交给他,"这是路费,到家看看,过一段时间想出来再出来嘛!"
杨新海把钱接过来,连声谢也不说,扭头走了。
杨新海辞别老乡,并没有买车票回家,而是用老乡给他的回家路费又在石家庄混了下去。白天,他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荡;晚上,他睡在广场上或火车站的候车室里。100多元钱很快就花光了,没办法,他只好重操旧业,又登上公共汽车,开始了扒窃的生涯。
那个老乡通过与家里联系,知道杨新海没有回去,便四处找他。一次,杨新海又登上一辆公共汽车想扒窃时,正好被老乡看见,老乡抓着他的手把他领回了自己的家,苦口婆心地劝他说:"新海,你也老大不小了,千万不能再这样瞎胡混下去,春节快到了,跟我回家吧。我听老家的人说,你原先在老家谈的那个姑娘,人家还等着你哩!"
听到这里,杨新海睁大了眼睛问:"是吗?"
老乡说:"千真万确。"说着,拿出家里人写来的信让他看。
杨新海默默地看了半天,说:"好,咱回家吧!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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