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 弃暗投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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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一列从宁波开往上海的列车，一对男女靠窗口坐着，列车在铁道上飞驰，越过田野，穿过山洞，车轮滚滚，与铁轨的摩擦发出“呼！呼！”的节奏声。

他们望着窗外，看着远去的村庄，心随着车轮的节奏一起翻滚。他们不是别人，正是胡明康与严美华。

列车在杭州车站稍停片刻，他们看到林立的工厂冒着青烟，车站行人熙熙攘攘，这里的人们，脸上露着笑容，没有忧虑，更没有忧伤，一些建筑的围墙上，到处是“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”的大幅标语，一派繁荣的景象，“坚决镇压反革命”的标语也随处可见，杭州已不再是几年前的杭州。

列车停靠在嘉兴车站时，胡明康与严美华的内心似乎多了几分苦涩与忧伤。这里离湖州已经很近，这里离太湖已经很近，这里离他们的家乡已经很近。他们曾经在这里渡过童年，他们在这里曾经留下许多脚印，可是，现在他们回不了家乡，见不得爹娘。杭嘉湖平原，鱼米之乡，这里有多少的美好？乡情，亲情，然而，他们的使命要破坏她，要使这里回到兵荒马乱的从前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他们又怎就此忍心？

看到这一切，难免勾起他的思乡之情。

在太湖的南岸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，有良田千顷，农桑万亩。

这里有一户人家，高墙深院，白墙黑瓦，镶嵌在万绿丛中。住家姓胡，祖辈靠做丝绸生意和出租土地为生，在当地算得上有影响的家庭，可谓是大户人家。胡家老爷生有三个子女，老三是个男孩，故小名叫阿三，阿三从小聪明，故老爷视为掌上明珠，一心想阿三长大以后出人头地，可是，阿三不领老爷的情，经常和一些同伴玩一些打仗的游戏，自称为司令，还在阿三10多岁时，和几位同伴拦路敲了一位过路人的竹杠，非要人家留下“买路钱”不可，过路人无奈，交了三个铜板才放行。

这件事对阿三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他感到，钱就来的那么容易，因此，长大以后，他就拉了几个人，干起了“强盗”的勾当，但他有个宗旨：兔子不吃窝边草，杀富济贫。

胡明康靠窗而坐，望着窗外的一切，他的心乱透了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

列车缓缓驶进上海火车站。

上海火车站人来人往，提箱的、抱着小孩的，扶着老人的、站口接客的，热闹非凡。

这时列车上下来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男的提着一个黑色皮箱，女的领着一个小包，一副生意人打扮，到了出站口。他们要了一辆出租车，司机把他们的皮箱放到了后车厢，他们两一起坐在后座，望着窗外马路两侧繁荣的景象，他们无不感到震惊，这是才解放一年的上海……

上海南市一栋石库门的亭子间里，住着一位单身汉，他姓吴，是浙江湖州人，是与胡明康一个村的，而且两人从小一块长大，年龄也差不多，前几年他也曾经在胡明康部队里当过排长，后来他不干了，来上海老饭店帮助跑堂，今天他刚下班，家里来了二位“不速之客”，就是胡明康夫妇。

老吴从煤球炉上提了一把烧水的水壶，礼节性的给他们两倒了茶，放在两位的面前，然后，给胡明康递了一支劳动牌香烟，又给他划了火柴。胡明康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屋子里飘起了一丝浓浓的青烟。

老吴早听说他已在1949年春就去了海峡对岸，现在怎么突然又在上海出现？目的何在？老吴心里有些疑问。但毕竟是从小一块长大，而且以前还是他的长官，因此，少不了谈一些客套话和别后的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。

胡明康话题一转：“家兴啊，这几年，那么政府对你以前做的事是怎么处理的呢？”

“对我处理？”吴家兴不觉哈哈一笑说：“对我处理什么？派出所人员叫我填个表，把以前的事讲清楚，就完了，我不就是在你手下当个排长吗，连‘历史反革命’的帽子也没给我戴上。”

胡明康惊讶地说：“不是说凡是参加过国民党部队的‘格杀不论’吗？”

吴家兴笑了一笑，并轻松地说：“哪里哪里，这简直是胡说八道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胡明康有了几分相信。

接着说：“老弟啊，不瞒你说，我是前几天才从台湾来大陆，是带着任务来的，回来一看觉得苗头不对，我看老蒋这个天是翻不了了，回去也难，不回去也难，反正都是难，像我这样的国民党的高官，如被抓住肯定是一死，回去也得死，还不如死在大陆好。”看得出胡明康心里有几分忧虑和伤感。他点着了烟，“哎—”的一声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一脸无奈的样子。

吴家兴接着对胡明康说：“那倒不一定。上海滩像黄金荣这样的大流氓共产党也没有杀他呀，他还天天出去钓鱼呢。”

胡明康无不感到惊讶，“是吗？”

吴家兴又说：“这难道还有假的，为黄金荣之事上海滩都在议论，共产党真是宽宏大量，得民心才能得江山啊。”

胡明康这才断断续续说出了他也想投案自首的想法。

坐在一旁一直一言不发的严美华这时也插话说：“我看也只有这条路。”

吴家兴说：“我看这样，我有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，我把你们的情况同他说说，让他牵牵线。”